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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夫人眼中的烟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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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张掌柜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4-06-05
翰林院学士宴请立德夫妇
立德夫人
1887年的芝罘俱乐部

  烟台自1861年开埠后,原先的小渔村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等进入烟台,其中一些人还留下了对当时所见所闻的文字记录。立德夫人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1845-1926),是当时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立德的妻子,习称立德夫人。英国商人立德,可以说与近代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861年,立德就曾加入了华尔在上海租界组织的“洋枪队”,积极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太平天国被血腥镇压下去后,清王朝认为立德有功,大加奖赏,甚至授予从三品游击官衔。此后,立德便娶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官员欧根纳的女儿阿绮波德为妻,定居上海,并开设了立德洋行,经营投机商业,很快,他便成为上海有名的富商之一。不过,立德最辉煌的成绩,是被称为“闯进中国西部的首位洋人”,他是第一个驾轮船通过长江三峡的西方人,由此率先打开中国大西南航运市场,并因叠次引起的各种风波而名噪一时。近期重庆市在推选历史上对当地产生过最重大影响的十二位外国人时,立德和抗战时期的美国将军史迪威等并列而入选,由此可见其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在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大不列颠名人录》上,至今仍称赞他是“开发中国西部的第一人”、“很少有人像立德一样熟悉中国”、“他的许多著作,是了解中国的标准书。”在当时被各国列强推崇备至。
  而立德夫人,则是一位热心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与丈夫结婚后,他们一起在中国整整生活了20年。在此期间,立德夫人游遍了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浙江、湖北、四川、福建以及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并与当时的达官贵人如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有交往,有一张很有名的历史照片就是当时的翰林院学士们宴请立德夫妇。立德夫人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充满了同情,她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贡献是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足,并担任会长。“戊戌变法”前后,她曾带着四名经她动员后放足的中国妇女作为“样板”,到中国南方各地宣传放脚。根据她多年的游历经历,立德夫人撰写了多部反映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年)、《在中国的婚事》(1899年)、《熟悉的中国》(1899年)、《北京指南》(1904年)、《李鸿章,他的生平和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年)等。其中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是立德夫人在中国的游记作品,为我们讲述了她在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经历,以及与李鸿章、张之洞等的交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等等,初版于1901年,以后曾多次再版,文笔生动细腻,可读性极强,书中的大量照片,其中很多已成为珍贵的历史参考。本书已由王成东、刘浩翻译,时事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本书的第三章,就名为“八月在烟台”,介绍了她对当时烟台的认识和感受。
  立德夫人游历烟台时,还是十九世纪末期,正是夏秋之交的8月,所以她在书中讲到烟台的气候时,写道:“烟台是一个好地方,尽管天气很热,但空气新鲜,还有大海,你想它多蓝它就有多蓝。虽没有电灯,但夏日的夜晚,在星光和皎洁的月光下,烟台十分明亮。”“这里的天气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天气很凉爽,整天呆在外面也不觉着冷,晚上坐在屋外不用担心会伤风感冒。”
  在讲到烟台的建筑时,书中写道:“烟台的特色在于城里的墙,墙是用不规则的石块堆砌成的,灰泥抹缝,结构十分坚固。即便是烟台最差的房子,实际上烟台附近根本没有差劲的房子,都有令其他国家任何一座城堡嫉妒的城墙。烟台房屋的每个部分都精雕细琢,窗户、门、屋顶和院墙都仔细地绘有黑白相间的格子,偶尔还会加上一幅简单但很素雅的黑白图案。”她所讲到的这些建筑,除了风情各异的西式洋楼外,她所指的“烟台的城”,极可能是指当时的所城城堡。
  此外,立德夫人还对当时烟台专供西方人玩乐的社交场所芝罘俱乐部有所描述:“欧洲人真是竭尽所能,把烟台变成了一个凉爽、通风、富足的大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思想开通,大清早就向女士们开放。他们拥有一个网球俱乐部和许多可以满足不同信仰的大小教堂。烟台的欧洲人能为客人做的都做了,并且做得很好,他们甚至让道台禁止中国人在欧洲人的旅店前游泳。”芝罘俱乐部,亦称烟台外国总会,由英国人于1865年创建,是为在烟外国侨民服务的公共娱乐场所,从现存历史图片来看,十九世纪末期的芝罘俱乐部已经初具规模。但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芝罘俱乐部的面貌,则是在1931年彻底重建之后的结果。
  烟台美丽的风景同样给立德夫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在书中写道:“站在走廊上极目望去,景色宜人。透过走廊栏杆和遮阳的芦苇帘子看过去,可以望见湛蓝的大海,视野尽头正对着岛屿和灯塔,左侧是盖着平房的小山和一些突出水面的礁石,落潮的时候,海面上就闪动着它们的绿影。可我还是渴望它能有些变化。一队天主教的修女,站在海边的岩石上或穿过海滩,修女们苍白的脸庞神采奕奕,灰白色的头巾飘荡在脑后,穿着灰白色的及地长裙,远看像素装的使团。朝阳冲出海面的时候,灯塔就熄了。晚霞将尽的时候,灯塔又点亮了。所有这一切,我躺在床上就能看见。”
  作为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开埠口岸之一,欧美众多的教会组织在烟台都有频繁的活动,但立德夫人在书中却记载“烟台的传教士不多”,对于传教士们的活动,她在书中写道:“传教士们在烟台的活动取得了四项成就,他们的本意是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他们信仰基督教。他们的活动有多大作用,我无从知道,但是,我不能不注意到,传教士们在传教之外作了多么出色的工作。美国长老会的倪维思教士在烟台引种了一种梨,每个九月里来烟台的游客都应该感谢倪维思。这种梨汁多味美,入口即化。当地的中国人种植这种梨,并在市场上出售。随着这种梨的推广,它高昂的售价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应该是基督教)。这位善良的教士还引种了葡萄,在我尝过的葡萄中,这种葡萄是最甜美的,鼎盛时期的马德拉葡萄和梅朗葡萄也无法与之媲美。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还把土豆引入了中国。”对于立德夫人的这段记载,因其记载的过于简略,我们无从得知她所认为的“传教士们在烟台的活动取得了四项成就”具体是什么,但至少反映了两个信息:一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华所从事的一系列非宗教社会活动,本质上依然是与其宗教传播的目的密不可分的,所以才能够因为“它高昂的售价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天主教”;二是在西方传教士宗教传播的过程中,也的确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享誉中外的烟台大花生、苹果、葡萄等农产品,的确都是由传教士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引种入烟台的。文中所提到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在烟台近代历史上可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倪维思于1829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1853年,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的倪维思向美国长老会总部递交申请书,要求派自己到中国传教,长老会差会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带着刚刚新婚两个月的妻子,启程前往中国,在经过四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他于1854年2月抵达中国上海,随后赶往宁波,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1861年倪维思来到了山东登州(即今天的蓬莱)开始了传教活动。在登州传教期间,倪维思和夫人一起创办了登州女子学堂,这是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具有开教育先河的意义。1871年,倪维思又到了山东烟台传教,传教之余,他发现山东的气候、土壤等与美国相似,而所产水果远不如美国,于是就萌生了改良果树的念头。他买下烟台毓璜顶东南山麓十余亩的土地,建光兴果园,利用他年轻时学习过的果树栽培技术,进行果树栽培试验。特别是他将美国的苹果移植到烟台,以嫁接、育苗等方法培育,使之成为具有特别香味的新品种。结果,他栽培的苹果树异常成功,附近州县的人民竞相推广,很快就成为农家重要的副业。这便是后来享誉国内外的“烟台苹果”。此外,倪维思还从美国和欧洲搜求西洋梨、美州葡萄、大樱桃、欧洲李等果树苗木在烟台栽植,此为外国水果品种传入之始,烟台也因此而成为著名的水果之都。1893年,倪维思在烟台去世。
  立德夫人在文中所提到的由倪维思教士在烟台引种的这种“汁多味美,入口即化”的梨,可能指的就是这种“西洋梨”,但具体是哪种梨,现在已经很难考究了。至于文中所说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将土豆引种到了烟台,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的佐证材料。
  此外,立德夫人在书中还通过自己的感受和视角,对当时的烟台的社会商业气氛有所描述,在书中她写道:“这些中国人甚至不愿意与我们做生意,赚我们的钱。海里没有挂着花里胡哨彩旗的船来引诱你掏钱,沙滩上没有人出租椅子赚些现金,没有姑娘用鲜花的香味来掏你的钱包,街上没有披红挂彩的马和可爱的小毛驴等人来雇,也没有轿子可以雇来坐。江湖艺人刺耳的音乐我们都听腻了,在烟台连这也听不到。”“中国人缺乏主动精神,显得没有活力。”这些评价,难免有些偏颇,但相比于其他一些开放口岸,虽然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埠,烟台的商业氛围和商业文化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在这一问题上,明显我们现在对当时的烟台是有着一厢情愿的高估,因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烟台都不是一座商业特点明显的城市。
  立德夫人尽管在烟台居留时间并不长,但她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对当时烟台社会和文化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当然也有着迥异于国人的视角。虽然其中不乏偏见和错觉,甚至信口开河和自大张狂,但总体来讲她对烟台还是有感情的,通过她的这些文字记录,不但对当时西方人了解烟台起到过巨大作用,同时也给我们现在重新认识当时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文/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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